后来改革开放，人员开始流动，城市化也开始了，城市越来越大，加上前几年“抢人”，千万级的城市现在已经有18个了。

说实话，维持这么大城市的治理，是不容易的。

作为治理者，负担不起这个治理成本。

成本主要有两块：人员成本和执行成本。

人员成本其实就是财政供养，我查到的全国数据是1：32，也就是32个人养1个吃财政饭的人员。

这其实是不准确的，数据被大城市摊薄了，在一些小地方，比如陕西，有的县城财政供养比例是1：9，9个人里就有1个吃财政饭的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首先是人少，但是行政机构不变，四套班子要有，各个部门也不能缺，所以比例就会上升。

其次就是超编问题。

早年间编制人员是怎么来的呢？

大专院校分配、部队转业、内部招聘。

其中，因为几次裁军部队转业就吸纳了大批编制人员，然后就是内部招聘，招了很多各种子弟，七大姑八大姨，越是小地方，这种情况越严重。

当然，这是历史问题，现在基本都靠考公，这些问题不存在了，但是这些人还没退休，还需要财政供养。

这样就牵扯到下一个问题，执行成本。

因为上面部分编制人员构成的问题，人员素质和积极性都不高，导致执行效率很低，特别是一些涉及到公共服务的“边缘”部门，这种人最多。

以前我们说过，这种部门有的领导是以前国企食堂的，手下办事的是研究生，所以要提高效率，还得等这些人退休才能根本解决。

当然，事业单位改制也在进行，阻力还是比较大的。

最后，是地方的财政问题。

这些年，地方债务越来越高，隐性债务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，全国都靠五省三市挣钱，其他都要靠转移支付。

疫情期间，有的地方三保支出都成问题，哪还有钱来投入基层治理呢？

所以，政府资源是有限的，但是社会治理需求是越来越大的，基于此，全国各地都开始尝试公共服务外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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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地方来说，确实相当于甩包袱，把自己无力承担，或者事倍功半的部分公共服务外包给个人，是一个权宜之策。

但是，问题也是很明显的。

1、公益性和盈利性的冲突

公共服务是公益性的，把公益性的服务推给市场，由利益驱动肯定不是很合适的。

就以上面提到的电子眼为例：

今年年初，某地最牛电子眼被曝光，一年罚没1.2亿，3分钟就拍27个违章。有数据统计，全国29个省份一年交通罚款金额3000亿。按照全国现有汽车保有量2.75亿辆来算， 平均每辆车的罚款高达1090元。

来源：网络

甚至，有地方把这个当成创收项目了，故意设置“陷阱”增加违章，这其实离公共服务已经很远了。

2、侵犯权利

一些没有执法权的外包公司进行执法行为，监管不严，势必会出现侵犯权利的行为。

主要集中在“城市管理”方面。南通两次就是这个问题。

还有比如贴罚单，在有的地方，现在好像谁都可以贴，人一走，撒泡尿，单就贴上了。

3、公信力的影响

以利益驱动，还有侵犯权利行为，这种外包现象如果不改善，久而久之一定会对公信力造成影响的。

大城市还好一些，一些小的地方，招标是不是合规都很难说，我最近看乡镇治理方面的书，对于基层治理真的是开眼不少，打黑除恶在基层是很有必要的。

结语

怎么解决呢？

我有三个观点：

1、现在的城市在民生方面欠债太多。

过去三十年，城市都在服务工业发展，服务城市化建设，忙着建厂子，忙着卖地盖房子。

民生的投入是不足的。

未来，在涉及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投入，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大。

2、公共服务外包需要改进

政府要守好底线，哪些可以外包，哪些不能外包，外包到什么程度。

市场做好服务，没有授权的行为不可越权，承诺的效果需要完成。

执法权外包，可以休矣，难以监管，而且极易越权。

3、甩该甩的包袱

公共服务外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甩包袱，因为人员和执行成本太高。

那我觉得，其实人员可以精简，现在是从科教文卫改制入手，把这些闲职部门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变成合同工，现在已经在推进了，希望继续推进下去，降低人员成本。

让真正通过考公进来的高素质人才进入治理队伍，来提到执行效率，这样公共服务治理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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